盘点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子女们的苏联岁月
栏目分类:军史纵横    发布日期:2018-06-10    浏览:68 次

&8203;这些曾有苏联经历的中共领导人子女,有的健在,有的已经离去。我们试图通过梳理史料和回忆录,回顾他们那段鲜为人知的苏联岁月。在和平年代里,让我们一起了解那段峥嵘岁月中第一代中共领导人为新中国的建立所做的付出与坚持,以及他们和家人子女在生活中的温情时刻

  近日,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代表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向32名为苏联卫国战争(1941-1945年)作出贡献的中国公民,颁发了“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刘少奇女儿刘爱琴、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等著名中共领导人的后代均到场领取了奖章。



  据报道,他们当时都生活在俄罗斯西部城市伊万诺沃的国际儿童院。这个儿童院曾住过许多第一代中共领导人的子女,如毛泽东长子毛岸英、次子毛岸青、女儿李敏,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长女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等等。这里也有部分烈士子女,如蔡和森和向警予的孩子蔡博、蔡妮,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苏兆征的儿子苏河清,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等。



这些曾有苏联经历的中共领导人子女,有的健在,有的已经离去。我们试图通过梳理史料和回忆录,回顾他们那段鲜为人知的苏联岁月。在和平年代里,让我们一起了解那段峥嵘岁月中第一代中共领导人为新中国的建立所做的付出与坚持,以及他们和家人子女在生活中的温情时刻。

毛岸英、毛岸青:少年被送出国 毛岸英曾参加苏联卫国战争


  毛岸英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曾担任苏军坦克连指导员。这一说法,我现查到最早是金振林在所著的《毛岸英》中所写的。此外,还有郭智荣所著的《毛岸英之歌》、毛新宇所著的《我的伯父毛岸英》等,电视剧《毛岸英》也持同一说法。连指导员全称是连政治指导员,是政治委员制度中党在连队一级的负责人。我们还是先回顾一下苏军的政治委员制度。



  1918年苏维埃共和国刚刚诞生,为了粉碎外国干涉军和白卫军的进攻,保卫革命成果,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政府在2月23日创建了红军。4月6日公布了第一个政治委员条例,其目的是在军队中贯彻党的政策,对军事专家进行政治监督,领导党组织和全部党政工作。当时,红军大量吸收了旧军队的军事专家,政治委员是党派去的,为确保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所以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


  1920年1月27日,列宁提出一长制的问题。他说:“我们不能把苏维埃政权在军事建设中取得的经验看做孤立的经验,战争包含着各种形式的建设。我们军队的建设所以能够获得成就,只是因为它是像整个苏维埃政权建设那样进行的,是根据在任何建设部门都表现出来的阶级对比关系进行的。在这里,我们同样看到资产阶级这一领导阶级的骨干和农民群众。在其他部门中,这一对比关系的实质还没有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但在面对着敌人因而每犯一次错误都会造成重大牺牲的军队中,这一对比关系已受到真正的考验。这个经验应当加以仔细地考虑。这个经验经过了有规律发展的道路,首先是偶然的、不明确的集体管理制,后来是那种成为军队的一切机关都遵守的组织制度的集体管理制,而现在,照总的趋势看,一长制已经是唯一正确的工作方法了。”可当时还不具备实行一长制的条件。到1925年时,苏军中党员人数已大为增加。苏军的指挥人员40%以上是党员,工人出身的党员也增加了,这就加强了各级干部队伍,为实行一长制创造了条件。1925年3月6日,俄共(布)中央批准《关于在红军实行一长制》的指示信。



  在最初,一长制有两种形式:完全一长制和不完全一长制。完全一长制就是指挥员是党员,同时履行指挥员和政治委员的职能,为他配备一名政治副职;不完全一长制就是指挥员负责军事训练和行政管理,保留政治委员负责党的工作,并与指挥员共同对部队的战备状态负责。


  1937年至1940年,在国际局势紧张时期,指挥员的任务愈加复杂,又有大量没有党政工作经验的预备役指挥员入伍。1937年8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工农红军政治委员条例,再度恢复政治委员制。

  1940年8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关于加强红军和红海军一长制的命令》,1937年实行的政治委员制被废除。指挥员对部队的各项工作,包括政治教育负完全责任。同时,设立负责党政工作的政治副指挥员职务。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7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改组政治宣传机关及在工农红军中实行政治委员制度》的命令。命令指出:由于政治工作量加大和指挥员工作的繁杂,“要求像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国内战争期间那样,提高政治工作人员的作用和责任”。



  在卫国战争的第一阶段,苏军指挥员在军事和政治上日趋成熟。因此,1942年10月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关于建立完全的一长制,取消红军政治委员制度的命令,接替政治委员工作的是政治副职。


  政治指导员是苏军中连和与之同级单位中的政治工作者。1919年至1924年、1937年至1940年、1941年7月至1942年10月,曾设连政治指导员职务。1942年10月撤销连指导员职务后,曾设政治副连长一职。1943年5月底,根据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废除了政治副连长这一职务。


  据以上关于毛岸英的几本传记记载,他在1944年参加苏军对德作战,担任坦克连指导员。而按照苏方资料,该年苏军中已无政治指导员和政治副连长的设置。他此时无法担任这一职务。


李敏:哥哥指着毛泽东像说“他是咱们的爸爸” 我不信


  1936年冬,李敏出生在陕北保安县一间破旧的小房子里。为了安慰远在苏联治病的孤独中的贺子珍,1941年,在李敏不满4岁时,毛泽东送其前往苏联与妻子团聚。在莫斯科,他见到了两位哥哥岸英和岸青。贺子珍视毛岸英、毛岸青如同己出,母子4人,相依为命。贺子珍用牛奶、酸面包和温暖的怀抱,让三个孩子度过了莫斯科数个漫长冰冷的寒冬。



  李敏在莫斯科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里上学读书。在一个礼堂里,挂着好多国际伟人的像,里面有中国的朱德和毛泽东。有一天,哥哥指着毛泽东的像,告诉李敏“他是咱们的爸爸。”李敏不相信,认为他在骗我。以前从来没有人对其谈起这件事,包括他的母亲,他不敢相信。

朱敏:集中营里遭受非人折磨 朱德为大局暂不寻女


  1926年朱敏降生在莫斯科郊外,正值40岁的朱德留学苏联,国内北伐战争起时,为支持北伐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从国外抽调一批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回国参战,朱德也面临人生转折,回国参战。为了纪念这一年,朱德给女儿取名“四旬”, 就这样,四旬初降人间便离别了父亲,而这一别竟达14年之久。



尽管与父亲的团聚来之不易,但在延安与父亲一起过了第一个春节后,朱敏又一次面临与父亲分别。朱德告诉女儿,她将和毛泽东的女儿娇娇去苏联学习,并给她定了规矩:“20岁以前不许谈恋爱,把精力放在学习上。”


  1941年1月30日,朱敏告别团聚才1个多月的爹爹,赴苏联学习。到莫斯科后,朱敏使用了化名“赤英”。一是防止暴露身份,二是“赤”代表红色,红色英雄,也是爹爹对女儿的希望。谁也料想不到,“赤英”这个名字不仅登记在苏联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的花名册上,也登入了德国东普鲁士纳粹集中营的囚徒名单中。很快苏德战争爆发,从国际儿童院到明斯克一处农庄养病的朱敏落入德军的集中营,在集中营里她遭受了非人折磨。1946年1月30日,朱敏乘坐战后第一列从波兰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



  朱敏想到当年离开延安时父亲的叮嘱---“你到那里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回来为国家多做贡献。”她选择了留在苏联。“她不能两手空空而归,不能给爹爹丢脸。她先在儿童院补习俄文,然后进入中学,到1949年读完了苏联十年制的课程,完成了高等中学的教育。随后她想上列宁师范学院。”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朱敏认识了中国驻苏联使馆的刘铮。

刘少奇之子刘允斌: 获莫斯科大学副博士学位


  1925年,刘少奇和何宝珍(又名何葆贞)夫妇的长子刘允斌降生在苦难的中国南部大地上。在血与火中为革命奋斗的刘少奇夫妇,不得不把两岁的儿子送回湖南宁乡县老家寄养。1938年7月,党组织把母亲早已牺牲的刘允斌接到延安与父亲刘少奇团聚。



这年秋天,13岁的刘允斌入延安保育小学读书,心灵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滋养。一年后,党中央决定选送一批革命者的子弟去苏联留学。因工作繁忙无暇照料孩子的刘少奇,将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送上了赴苏的飞机。



  1939年11月,刘允斌等到达苏联莫尼诺,在那里就读一学期后,搬到距莫斯科300公里的伊万诺沃市,进入由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主办的国际儿童院读书。成绩优异的刘允斌高中毕业时后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冶炼专业。跨入钢铁学院那年,品学兼优的刘允斌光荣地加入了苏联共产党。从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的刘允斌转入莫斯科大学,成为核物理学研究生。1955年毕业,获副博士学位。1957年10月,冲破重重阻力的刘允斌,背着简单的行李,毅然踏上返回祖国的旅程。

任远芳:用俄文写信“认识”父亲任弼时


  和许多的革命子女一样,特殊的环境使得这些元勋后代从一出生开始,就有着和普通家庭孩子不一样的生活。1938年任远芳出生在前苏联首都莫斯科,父亲任弼时当时是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



1940年,父母因工作需要返回国内,而又无法带她回国,于是把任远芳留在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是苏联专门收养各国共产党员和革命子女或烈士遗孤的机构,任远芳这一呆就是11年。


  1948年8月30日,不满10岁的任远芳用俄文第一次给家里写信,讲述在苏联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第二年1月20日,任远芳收到了爸爸的第一封来信。“爸爸知道我不会中文,信也是用俄文写的。”



信中父亲告诉任远芳中国人民解放军打了许多大胜仗,占领了许多大城市,并即将解放全中国,告知女儿“你的兄弟姐妹们已经团聚,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马上就要进城,那时我们即可经常通信了”。任远芳说,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莫斯科近郊巴拉维赫疗养院。不幸的是,此后不久,即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病去世。

瞿独伊:与“好爸爸”瞿秋白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1928年4月,瞿秋白、周恩来提前到苏联,筹备即将召开的中共“六大”。同年5月下旬,杨之华携女儿瞿独伊与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乘船从上海秘密到大连,再改乘火车赴苏联。



杨、李化装成农妇,在过国境线时,杨之华为掩护赴莫斯科出席“六大”的一些代表,就与他们伪装成夫妇,她让独伊喊他们为“爸爸”,七岁的独伊好奇地问妈妈:“我怎么有这么多的爸爸?”杨之华听后笑了,没有回答。


  “六大”以后,杨之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因为瞿秋白、杨之华工作学习都很忙,他们就把独伊送进一家孤儿院。1928年底,独伊转到离莫斯科较远的一所森林学校就读,这所学校比孤儿院的条件好多了。



1929年2月初,瞿秋白肺病加重,不得不去马林诺的列宁疗养院疗养了一个多月,这期间,有点闲暇的瞿秋白开始给女儿独伊写信了。